纵观第一次科技革命到第五次科技革命的演进历史不难发现，科技创新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位势更迭的“一招鲜”和“先手棋”。当下，第六次科技革命率先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爆发，我国要想在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过程中实现赶超跨越，就需要在科技事业布局中加快促进三个“深度融合”。
加快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
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关系，既有所区别又彼此关联。创新链是产业链得以发展的源泉，产业链是创新链得以物化的结果。如果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进行脱钩式发展，其结果要么是创新成果被视作“奇技淫巧”，要么是产业发展内生动力不足。根据《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近3年我国从事研发的科技工作者中，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比重仅为38.1%，有93.7%发表过学术论文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发表论文的目的是职称晋升，有90.4%是为了完成考核要求。科技成果与实际应用的二元分离造成了“孤岛现象”。因此，要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
一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依靠自主创新使“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从制造到智造的本质，是将产业链中低端产品升级为高端产品。改变纯粹以产业链为导向的应用技术供给传统，构建以产业链激发创新链为导向的共性知识供给体系，使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品创新高度互嵌、融通创新。加快完善多层次、跨区域创新布局。不仅要在国家层面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力量，而且要推动各地区建立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不仅要实现国家与地方之间的纵向创新互动，而且要加强区域之间的横向创新联动。积极探索新型自主创新范式。自主创新当然是突破技术和市场双重壁垒的不二之选，但这绝不意味着自主创新就是闭门造车。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都是自主创新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上述各种创新策略的应用，要注重因地制宜，切忌顾此失彼。
二是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依靠“中国智造”布局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目前，我国已拥有一批科技前沿产品，涌现出一批“独角兽”企业。“中国智造”完全有实力参与国际竞争。布局以我为主的产业链，关键在于零部件供应。建立重大危机处突机制。对产业链中可能被“断供”和“封喉”的供应环节进行预测，对该供应环节中的“卡脖子”技术进行识别，对已经发生的技术封锁、技术打压等重大危机进行响应。加强自主可控供应体系建设。以重大战略工程、重大科技专项为抓手，通过功能性产业政策引导产业链上的各类资源向创新链集聚，形成集设计、研究、制造、营销为一体的供应体系。如华为手机在采用高通芯片的同时，成立了基于自主创新的高端芯片制造公司——海思，当华为手机被高通芯片“断供”后，迅速用海思芯片补位，以此提高化解系统风险的能力。
加快促进创新链和资金链深度融合
基础研究是自主创新的源头，重视基础研究将有助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目前，我国科技经费投入逐年加大，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梯队。根据《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当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为1335.6亿元，比上年增加22.5%。但基础研究经费占整个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比重仅为6.0%，与发达国家15%左右的占比仍有差距。基础研究相较于应用研究，研发周期长、不确定性大，资金难以自觉向基础研究环节流动。如果放任资金链在创新链的各个环节自由嵌入，那么基础研究环节的融资难题将彻底无解。因此，要围绕创新链优化资金链。
一是完善多元支持的投融资网络。创新链上的科研活动很“烧钱”。加强政府主动投入，持续加大科技经费投入力度，同时调节基础研究经费和应用研究经费的配比。鼓励金融机构参与，成立风险补偿基金，鼓励商业银行成立科技专行，加强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交叉合作，共同为基础研究环节提供资金支持。引导创投企业加入，根据创新链各个环节的特点形成差异化的创投模式，引导创投企业以阶段参股和跟进投资的方式加大投资力度。欢迎天使投资个人进入，通过设立专项引导基金、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成立股权众筹联盟、迭代天使投资模式，促使更多的天使投资人向基础研究环节集聚。
二是着力构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资金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将导致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的结合不够紧密。搭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将为融资方、投资方、中介机构提供沟通载体。加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体系建设。系统构建以投融资交易平台为主体、创新主体信息平台为基础、科技金融互动平台为载体、信用担保平台和中介服务平台为两翼的结构模型。加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资源整合，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通过完善“一网通办”，将平台资源化繁为简，提高互联互动效率。加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运营管理。平台运营离不开政府的行政指导和政策引导，处理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提高平台运营效率。
加快促进创新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
人才集聚效应能够引发信息共享、思想碰撞、知识溢出，对创新资源集聚、创新能力提升、创新路径实现有显著效果。因此，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大科技人才队伍规模的国家。但大而不优、多而不精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每千人劳动力中专职科研人员的占比远低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先发国家。第二，“诺奖”级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顶尖创新人才、冷门稀缺人才比较缺乏。我国科技事业要想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到全面提升，必须拥有一支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科技人才队伍。因此，应围绕创新链完善人才链，突破人才瓶颈。
一是加强战略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战略科技人才是解决国家关键领域中科技创新难题的主力军。要增强战略科技人才的问题意识，将个人的科研问题意识与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目标同向聚合。赋予战略科技人才更多责任，让他们在把握世界科技大势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抢占创新发展高地，实现“非对称”赶超。培养“前瞻式”的战略科技人才。根据前瞻式探索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培养一批具有发散思维、逆向思维的“科技怪才”。要有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让战略科技人才持续涌现。
二是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基础研究人才是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强大动力的助推器。培养“甘愿奉献”的基础研究人才。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旦基础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将对整个产业链，乃至整个国家产生积极影响。但对于从事基础研究的个人而言，其并不一定获得直接经济回报。要引导基础研究人才发扬甘坐冷板凳、埋头做科研的科学精神。根据人才成长规律，建立薪酬激励、声誉激励、职称激励、情感激励等多元化的激励体系，为基础研究人才解决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后顾之忧，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培养“毅力强”的基础研究人才。根据基础研究的长期性、风险性等特征，鼓励基础研究人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勇闯新路、敢于试错、永不言弃。制定灵活的评价机制，探索分阶段考核办法，给予基础研究人才较大的宽容度。